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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生二胎新政策CC富人名人涉外婚姻超生严重 放开二胎还是严
作者:admin    来源:unknown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0-08-01 02:29
2009年04月13日

  

  富人名人,有钱就等于“有权”;“涉外婚姻” 生育政策存在“误区”;人口政策大争鸣,放开二胎还是严格一胎化?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严格“一胎化”,被称为“当代马寅初”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 “一胎化”存在“六大风险”;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放开二胎刻不容缓;国家政策:“稳定低生育水平”!

  富人名人 有钱就等于“有权”

  计划生育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已经施行了30多年,对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和社会分层的日益细化,超生现象也在发生新的变化,即“富人超生”现象的出现。

  “对我们来说,居住在高档公寓的‘富人们’是我们的工作难点。”已经在基层作了8年计划生育工作的张婉莹一脸无奈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因为这些人开车进来以后直奔地下车库,然后从地下车库直接回家,根本不知道他们在不在家,也见不了面,更不了解他们的生育情况。“物业不愿给我们提供业主的信息,甚至找个联系电话都很费劲”。而且他们大部分人的户口都不在本地,管理与服务都很困难。

  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主任张维庆曾表示,社会上一些名人、富人超生、多生问题会对大众生育观念带来不利影响,动摇计划生育成果、影响社会公平。

  事实上,对于富人超生、逃避检查等现象,国家有关部门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在几年前就曾制定了《高档封闭住宅小区计划生育管理指导性意见》,强调了小区内主动服务的重要性。该意见要求各地建立计划生育部门与城建、物业管理等部门相互协作的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制度,明确街道、社区、物业管理公司计划生育管理、服务的职责和义务,为封闭住宅区居民提供计划生育和生殖保健指导和服务。

  张婉莹介绍说:“我们也正在加强着与高档小区居民的联系。一方面我们跟物业保持联系,另外在一些节庆文化活动的时候,通过物业、业委会,把我们其他小区的居民带过去,跟他们一块儿参加活动。比如像今年英特尔公寓三八节庆祝活动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的模特儿带过去了,跟他们去联欢,进行逐步渗透。同时,我们把一些计生方面的政策、优生优育的知识发到他们的内部网站上去,在小区公告栏公示一下,还放一些宣传片,在楼道的小电视里循环播放。”

  “在我们街道,富人超生的现象基本上每年都有。”朝阳区香河园街道计生办主任贾辉说:“我们根据朝阳区的有关规定,一般按照6~10倍于北京市的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水平征收社会抚养费,或是根据夫妻双方单位开出的‘收入证明’征收,如果收入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就按家里的实际收入计算。”

  而有专家表示,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是对计划外生育的一种处罚。按照现在的相关规定,社会抚养费的标准一般按照当地上一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倍交纳。但这样的规定并非是说交了钱就可以生育,也绝不是为富人提供超生的机会。

  在朝阳区柳芳南里居委会做基层计生工作的李春燕向《中国经济周刊》强调:“好多居民反映,富人都认为自己可以随意生二胎,而且国家对他们的惩罚力度也不是很大,只要交了罚款,他们就可以随意生,那我们普通老百姓为什么就不可以随意生呢?这方面老百姓反映比较大,怨气也有。”

  国家人口计生委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曾表示,国家人口计生委通过对4个城市的调查结果显示,名人、富人超生近几年呈逐渐增多的态势。国家人口计生委高度重视名人富人超生现象,基本的态度主要有三点:一是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任何人违反法律法规都要承担相应责任。二是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在重视法治的同时,还要坚持德治,做好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三是对坚持要超生的名人富人不仅要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还要采取道德谴责、舆论监督等手段。

  早在2002年9月,广东省在全国率先推行了对高收入阶层超生加重处罚的措施。一般城镇居民超生一个子女的,对夫妻双方分别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3倍以上6倍以下的社会抚养费。本人上年实际收入高于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的,对其超过部分还应当按照一倍以上两倍以下加收社会抚养费。

  随后在2007年2月,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表示,对于名人富人超生的情况,除征收当地收入平均水平2~4倍的社会抚养费以外,还将根据其实际收入进行罚款。情节恶劣的,将予以公开曝光。

  “涉外婚姻” 生育政策存在“误区”

  “在北京,涉外婚姻的计划生育工作还有一些误区。”贾辉指出,不少有涉外婚姻的中国公民认为“生二孩、三孩都可以”,有到计生部门进行咨询的,也有“拒绝咨询”的。反正就是觉得“我可以生,为什么不让生啊”。

  据她介绍,实际上,涉外婚姻需要生育的,只要夫妻一方是北京市户口,就得遵守《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按照有关规定进行“计划生育”。

  1998年12月11日发布的《国家人口计生委关于中国内地居民涉外生育问题规定》第一条规定:中国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后在内地生育的,执行中国内地居民一方户口所在地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中国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生育,在执行中国有关生育政策的规定时,外国人一方结婚前已有的子女以及内地居民与外国人结婚后生育的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不计算该子女数。

  “现在许多计划生育政策‘搞不清’,跟媒体宣传也有关系。”贾辉认为,“我们有一些媒体在宣传报道上不够全面,甚至有的断章取义。比如有关政策出台后,媒体只摘取老百姓特别关注的、特别吸引眼球的‘一段’,而把相关的限制条件那‘一段’取消了,结果就形成了误导,给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其实,那些限制条件也是很重要的。”贾辉说。

  人口政策大争鸣 放开二胎还是严格一胎化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严格“一胎化”,被称为“当代马寅初”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调整为更加严格的‘一胎化’。但我现在是少数派,赞同我观点的人较少,甚至有人骂我,也有人称我为‘当代马寅初’。”3月11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的安徽代表团驻地,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坦陈,他准备将他的观点写成“建议”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据介绍,经过30年的风雨历程和艰辛努力,我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量)从实行计划生育前的5。8下降到目前的1。8左右,使我国13亿人口日推迟4年到来,有效缓解了资源、环境的压力,促进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民生的改善。

  然而,我国人口的发展虽经历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但来自人口惯性增长的压力依然巨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口的发展和政策设计又面临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人口该如何发展?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在一些事关全局的重大人口问题上,学术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仍未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人口压力”:不堪承受之重?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依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人口发展态势。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前提下,本世纪上半叶我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和老年人口三大高峰。

  据了解,我国人口目前仍将以年均800?1000万的速度增长。按目前总和生育率1。8预测,2010年和2020年,我国人口总量将分别达到13。7亿和14。6亿;人口总量高峰将出现在2033年前后,达15亿左右。

  而且,我国目前地区间人口转变差异较大,低生育水平面临反弹危险。区域间生育水平不平衡,全国仅有上海、北京出现人口负增长。在农村、中西部和贫困地区,群众生育意愿仍然较强,生育水平仍然较高。

  今年1月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人口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表明,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依然存在、统筹解决人口问题机制尚未建立、人口计生工作难度加大等问题依然突出。

  同时,人口快速老龄化问题开始“加剧”。据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7年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8。1%,且人口老龄化仍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由此带来的老年人居住和生活来源等问题亟待关注。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状况将长期存在。目前我国人均耕地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3,人均水资源是1/4,人均矿产资源是1/2,人均资源量综合排名列世界第120位。

  按现在的需求水平,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到2020年为6。03亿吨,2033年为6。63亿吨,大体比现有5亿吨粮食生产能力高出20%到30%,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可持续指数在146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倒数第14位。

  事实表明,人口数量问题仍然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人口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将逐渐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统筹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

  有专家指出,人口总量持续增长,人口结构性矛盾突出,人口素质总体不高,人口流动与迁移规模庞大,以及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趋尖锐等问题,都将对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产生重大影响,并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一胎化”:民族利益的诉求?

  面对依然严峻的人口形势,程恩富提出了继续坚持和实行较严格的“一胎化”的政策,即“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并以此使总人口较快“先控后减”,较快提升人口素质,较快赶上美欧日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

  放开二胎回归人性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 “一胎化”存在“六大风险”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在提倡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进入了一个还没有完全意识到的风险积累和爆发并存的后计生社会,或者说是不得不直面生育率快速并大幅度下降后果的后计生时代。”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至少存在“六大风险”。

  首先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尤其对于中老年父母,这是毁灭性的风险。

  其次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独柴难烧、独子难教”。由于父母的爱过分聚焦、期望过高、养教方式不甚科学等原因,如果孩子不成器,老无所靠反成其累。

  第三是婚姻的冲突风险。独生子女婚姻家庭的不稳定性非常大的,家庭人际矛盾普遍难以调和,若激化则破碎家庭、单亲家庭将随之增多,从而导致社会不和谐因素增大。

  第四是家庭的养老风险。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老年父母依然面临生活照料风险、精神赡养风险甚至经济供养风险。

  第五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独生子女必然要走向社会,除上述风险外,其个性问题、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等也使未来社会的竞争力量、协作力、凝聚力受到巨大挑战。

  第六是国家的国防风险。一旦发生战事或抗击自然灾害等,需要独生子女及其家庭奉献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严峻的话题”。

  “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性’就在于‘唯一性’,面临不可预见的风险,很多家庭变得‘不堪一击’、十分脆弱。这就要求我们制定和完善政策的时候,要尽量人性化,考虑到家庭的合理需求,尽可能把独子生育的风险‘最小化’。”穆光宗指出。

  他表示,风险应该是事先预防,而不是事后补偿。而现在规避风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开二胎”,这是富有远见的社会赋权,因为权利保障幸福,自由促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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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 http://www.98148.com.cn/home/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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